一、引言
由于农村生活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曾经是我国农民的重要生活燃料、牲畜饲料的农作物秸秆‘，如今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城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被农民当成废物焚烧。大面积、集中焚烧秸秆不但会严重污染空气，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损害城市形象，影响机场、高速公路正常运营，还会引发火灾事故，破坏土壤结构，危害生态环境。近年来农民焚烧秸秆有愈烧愈烈之势。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秸秆火点数目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且焚烧秸秆现象正迅速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蔓延。我国是农作物秸秆产生大国，每年的农作物秸秆生产量约为7亿吨。秸秆在饲料加工、生物能源利用、肥料与工业原料生产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用途。通过对秸秆综合利用，不但能够节约耕地、淡水等资源，而且可以替代煤、石油等耗竭性资源投入，促进农民增收。此外，秸秆加工业产业链中的收、储、运和加工等环节还可以为当地提供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但是，据统计目前我国秸秆的综合利用率不足50%，多半被农民付之一炬，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因此，有效治理农民焚烧秸秆问题对我国来说势在必行。
农作物秸秆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资源，如果可以其中回收经
秸秆粉碎机粉碎然后再经过
秸秆压块机、
秸秆颗粒机、饲料颗粒机压制成生物质燃料饲料供燃烧和牲畜食用不是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么，而且，如果拿到外面销售老百姓也可以增加收入。
在治理户外焚烧秸秆问题的过程中，农户兼有对象和主体双重身份，其处理秸秆方式的意愿对治理的效果有重要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农户处理秸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政府制定“禁烧”秸秆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发达国家在农户处理农作物秸秆行为的研究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Ⅱla Collina&Robert Holtzer(1997)研究了美国加州农场主处理稻草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Ekboir(1985)、J．Hellin&Schrader(1993)分别分析了德国和瑞典农户处理农作物秸秆的行为。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较少。本文以济南市郊为研究对象，对农民处理秸秆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建立解决秸秆问题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
二、理论框架、研究假设及模型选择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参考农户行为的相关文献，将农户处理秸秆方式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以下四类：
1．受农户特征的影响。(1)农民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户的经济行为。研究表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信息接受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Schultz，1975；Federet al，1985)。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容易认识到焚烧秸秆的危害性和由此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当前农户家庭的决策一般由户主决定，我们假设户主的文化程度与农户焚烧秸秆意愿呈负相关。(2)宋军等(1998)的研究表明，年纪轻的农户比年龄大的农户更愿意选择节约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假设户主的年龄与农户焚烧秸秆的意愿呈负相关。(3)陈新锋(2001)的研究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焚烧秸秆量成正比。Fuller( 1990)认为，农户的非农兼业行为不但能够获得更多收入，而且能够分散其经营风险。城市经济发展为城郊农户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兼业机会，因此，城郊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会受到非农兼业活动的比较利益影响。综合上面两方面因素，我们假设农户种粮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与其“焚烧”秸杆意愿呈负相关。(4)茌多熟制情况下，夏（秋）收、夏（秋）种的时间紧，为了赶种下一季农作物，农户容易产生“焚烧”秸秆行为。因此，假设在多熟制情况下农户具有更强烈的焚烧秸秆意愿。(5)Golan(2002)研究表明，农户的经营规模与其采用技术的动力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假设农户的种植粮食规模与其“焚烧”秸秆的意愿呈负相关。(6)麦秆和玉米杆是牛、马、羊等牲畜传统饲料，因此，笔者假设农户饲养牛、马、羊牲畜的头数与其焚烧秸秆的意愿呈负相关。
2．受农户的预期收益影响。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预期是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舒尔茨认为，作为“理性的小农”，当他在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会选择能够给他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最大化的方案。由于农户参与政府“禁烧”秸秆的制度建设既可能给他带来收益也可能给他带来成本，只有当他参与“禁烧”活动的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时他才有“禁烧”秸秆的意愿。由此，笔者假设农户对政府“禁烧”秸秆活动的预期收益与其焚烧秸秆的意愿呈负相关。
3．受农户对焚烧秸秆危害性认知程度的影响。农户处理秸秆方式的意愿与其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农户选择处理秸秆方式的心理活动通常会经历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包括农户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认识和知觉阶段，其认知过程经历情感过程的沉淀后会形成心理意愿。笔者假设农户对焚烧秸秆的危害性的认识程度与其焚烧秸秆的意愿呈负相关。
4．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相关政策、法律环境、机械化作业水平、秸秆加工业发展情况和同伴的影响力等。为治理农民焚烧秸秆问题，国家颁布了多部行政法规，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对焚烧秸秆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制定相应的地方行政法规、扶持秸秆加工业发展、促进秸秆还田补贴、严厉查处焚烧秸秆行为等），这些会影响农户焚烧秸秆的机会成本。因此，笔者假设政府宣传“禁烧”政策及其查处农民焚烧秸秆的力度、秸秆加工业发展状况、“秸秆还田”补贴政策等与农户“禁烧”秸秆的意愿呈负相关。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收种作业进度。因此，假设农业机械化水平情况会影响农户焚烧秸秆的意愿，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农户的有限理性和受信息成本的影响，其他农户的“示范效应”会对农户处理秸秆的意愿有重要影响。由此，我们假设同伴焚烧秸秆的行为会激发其焚烧秸秆的意愿。根据前面的假设，得到表l中各影响因素对农户焚烧秸秆意愿的预计作用方向。
（二）模型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情况，本文建立如下农户处理秸秆意愿的实证模型：
农户处理秸秆的意愿=F（农户特征，农户焚烧秸秆的预期收益，农户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认知，外部环境因素）
三、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7-8月山东经济学院2006级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本科生在山东省济南市郊区进行的农户调查。调查方法是在济南的历城、槐荫、市中、历下、天桥、长清六区的郊区以及章丘市郊区各随机选3个乡，每个乡随机选取30户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采取调查员直接人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出问卷630份，回收问卷620份，得到有效问卷609份。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特征（教育程度、年龄、收入结构、种植制度、种植规模和饲养牲畜情况）、农户对参与政府“禁烧”秸秆活动的预期收益、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认知情况（农民了解焚烧秸秆对环境、交通运输和土壤结构危害性的程度）和外部环境因素影响（政府政策、法律环境、当地机械化作业水平、秸秆业发展情况和同伴的影响力）四个方面。
（二）样本描述性分析
1．农户参与政府“禁烧”秸秆活动的意愿。在609份有效样本中，有382人(占样本比例高达62.7%)表示有焚烧秸秆的意愿。这说明，目前多数农民愿意焚烧秸秆。根据我们的调查，其主要经济原因有：一是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郊区很多农户都用上了煤气，秸秆失去了以前柴火的功能，加上农户养马、养羊、养牛的少了，而且近年来城郊农村城镇化速度发展较快，农民大都住进了楼房，秸秆拉回家没有地方堆放，“一烧了之”对于农户而言不但方便而且成本又低。二是由于夏（秋）收、夏（秋）种时间紧，为了下一季农作物的尽快耕种，面对遍地的秸秆农民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只能是就地焚烧。三是城郊农村种田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没有过多精力回收秸秆，而且秸秆便宜，回收费时、费力，获利不大。四是现有的旋耕机械的灭茬装置较少，即使有这种装置也费用昂贵，政府的补贴又很少，实施“秸秆还田”对农民来说不划算。
2．样本户特征。(l)农户户主受教育程度：平均年限为5.13年，标准差为3.12，样本分布区间为0～14。可以看出农户户主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较低，其平均水平为小学程度，其中有17.4%的户主为文盲。(2)年龄：样本农户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1. 43岁，标准差8.41，样本分布区间为：26—75，其中介于45~ 60岁的比例为67.3%。可以看出目前城郊的粮农以中老年人为主。(3)收入结构：样本农户种粮收入占其总收入的百分比的平均值为31. 2qc，其中有60. 8%的农户的种粮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5%以下，有25. 1%的农户的种粮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5qc—50%，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在50%以上的农户仅为14. 1%，种粮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例75%以上的农户仅有4.8%，方差为4.81，样本分布区间为8% ~100%。可见，城郊农民的收入以非农收人为主。(4)种植规模：样本农户的平均种植面积为5. 32亩，标准差2.91，样本分布区间为0.4—54.8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的农户占68%。可见，总体而言城郊粮农的种植规模较小。(5)种植制度：样本农户中采取小麦—玉米或小麦一大豆两季种植方式的共占89. 3%，采用小麦或玉米（大豆）一季种植方式的仅占10. 7%。(6)饲养牲畜情况：在样本农户中，68. 2%的农户没有饲养牛、马和羊牲畜，有26.5%的农户只饲养5头以下的牛、马和羊等牲畜，饲养5头以上牲畜的农户为5. 3%，样本农户平均饲养牛、马和羊牲畜数量为0.33头，标准差1. 91，样本区间为0～57头（见表2）。
3．农户对参与政府“禁烧”秸秆活动预期收益。在609份样本中，有356人（占样本比例58. 5%）认为政府制定的“禁烧”秸秆政策给他们造成了负担（即他们对参与政府“禁烧”秸秆活动的预期收益为负数）；有175人（占样本比例28. 7%）认为政府的“禁烧”秸秆制度对他们利益影响不大；只有78人（占样本比例12. 8%）认为他们会从政府的“禁烧”制度中获利。可见，农户对参与政府“禁烧”秸秆活动的预期收益普遍较低。
4．农户对焚烧秸秆危害性认知情况。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只有86人不知道焚烧秸秆对环境有害，有357人（占样本比例58. 7qo）对焚烧秸秆给环境带来的危害有一些了解，只有165人(占样本比例27.1%)较了解或很了解焚烧秸秆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有195人（占样本比例32. 1%）尚不了解焚烧秸秆对环境的危害性；有275人（占样本比例45.2%）对焚烧秸秆给交通运输造成的危害有一些了解，只有138人（占样本比例22. 7%）较了解或很了解焚烧秸秆给交通运输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见，虽然多数农户对焚烧秸秆给环境和交通运输造成的危害有一定了解，但是其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与前者不同的是，多数农户（占样本比例67. 4%）目前还不了解焚烧秸秆对土壤结构的危害性，虽然少数人对此有一些了解，但是其认识仍然不深入，甚至有458人（占样本比例75. 2%）还认为将秸秆焚烧变成肥料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
5．外部环境对农户处理秸秆意愿的影响。从调查的情况看（见表3），政府宣传“禁烧”政策及其查处农民焚烧秸秆行为力度、秸秆加工业发展状况、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当地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同伴影响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对多数农户焚烧秸秆意愿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609户样本农户中，认为上述外部因素对他们处理秸秆意愿没有影响的户数分别只有47户、136户、54户、143户、33户和98户，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7%、22. 3%和8.9%、23. 4%5. 4%和16. 1%。
本文应用EViews5.0统计软件对609个有效农户样本的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得到了农户处理秸秆方式意愿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首先，对农户参与“禁烧”的意愿实证模型进行了第一阶段的估计，其结果如表4所示。在第一阶段估计中，将涉及到的所有影响变量纳入模型进行估算。由于模型1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显著，这表明，模型1的拟合度不够好，而且年龄、种植制度、农户对焚烧秸秆对土壤结构造成的危害性认知度这三项指标都不显著。因此，除去了这些不够显著的指标变量，对模型进行了第二阶段估计，得到模型2。估计结果显示，模型2的Hosmer-Lemeshow统计值不显著，同时x2统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模型2能很好地拟合总体样本数据，而且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进行较好的解释。根据模型2的估计结果，将各种因素对农户处理秸秆方式意愿的影响情况归纳如下：
1．从农户特征情况看，模型2结果表明，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其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农户焚烧秸秆的意愿越低；收入结构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10%水平上显著，且其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种粮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高，其焚烧秸秆的意愿越低；种植规模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著，且其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规模越大，他越不意愿焚烧秸秆；农户饲养牛、马和羊等牲畜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且其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农户饲养牛、马和羊数量越多，其越不意愿焚烧秸秆。以上结果均符合前面的假设。
2．从农户对参与“禁烧”活动的收益预期情况看，收益预期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著，其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对参与“禁烧”秸秆活动的收益预期越高，其焚烧秸秆的意愿越低，这也符合前面的假设。
3．从农户对焚烧秸秆危害性认知情况看，农户对焚烧秸秆对环境和交通运输危害性认知的两个影响变量的检验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其相关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对上述危害性认识越深入，其焚烧秸秆的意愿越低。该结果也符合前面的假设。
4．从外部环境来看，政府宣传“禁烧”政策力度和查处力度、秸秆还田补贴、当地秸秆加工业发展4个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至少在1 0qc水平上显著，而且其相关系数符号均为负，但从相关系数情况看，政府查处力度对农户焚烧秸秆意愿的影响较小。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数量大且高度分散，受监督成本的制约，政府无法对农户行为进行实时监控。机械化作业程度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其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程度越高，农户焚烧的意愿越强。按理说，机械化程度高了，收割速度快了，农民可以腾出更多精力清理收割后遗留在田里的秸秆，这能够减少农户焚烧秸秆现象的发生。但是，事实上，机械化程度提高了，收割节奏变得更快，以往牛耕人拉的生产力条件下，收割夏种绵延一二个月，现在一星期左右就要匆忙完成颗粒归仓，种子下地。这样，机械化程度提高了，会提高农户收割节奏，更容易引发农户焚烧秸秆，赶作业进度。同伴影响变量的t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其相关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其他农户焚烧秸秆的行为会增强其焚烧秸秆的意愿，该结论也符合前面的假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多数农户有焚烧秸秆的意愿，这是因为以焚烧的方式处理秸秆是他们最经济的选择。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焚烧秸秆的意愿受户主的文化程度、农户的收入结构、种植规模、饲养牲畜情况、农户对焚烧秸秆给环境和交通运输造成的危害认知程度、农户对参与政府“禁烧”秸秆活动收益预期以及政府宣传“禁烧”政策力度和查处力度、秸秆还田补贴、当地秸秆加工业发展状况、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和同伴行为的影响，但是，不同因素对农户焚烧秸秆意愿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而且其作用方向和统计的显著性也不尽相同。
（二）政策建议
(1)政府实施“禁烧”秸秆政策时，应该将农民作为经济人来考虑，通过完善秸秆还田补贴制度、促进秸秆加工业发展等制度，使秸秆变废为宝，提高农户对参与政府“禁烧”秸秆制度建设的预期收益，增加农民焚烧秸秆的机会成本，使农民自觉纠正其焚烧秸秆行为。(2)技术创新是解决农民焚烧秸秆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秸秆的利用成本较高，使得秸秆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秸秆价格很低，这是农民焚烧秸秆最主要的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焚烧秸秆问题，必须提高农民的秸秆收益，而连接资源和农民增收的一个有效桥梁就是技术创新。因此，一方面，对现有的旋耕机械进行技术创新，增加其灭茬功能，开发秸秆粉碎装置，大幅度降低“秸秆还田”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秸秆的综合利用成本，提高秸秆加工企业的收益，进而提升秸秆的需求量和价格，这不但能够改变农户焚烧秸秆的行为，而且能够降低政府“禁烧”制度的执行成本。(3)政府应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和宣传栏等形式，积极向农民宣传国家有关“禁烧”秸秆法规和政策，宣传户外焚烧秸秆对环境、交通运输、人们身体健康和土壤结构等造成的危害性，提高农户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认识程度，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其“禁烧”秸秆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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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屑颗粒机等生物质燃料饲料成型机械设备，同时我们也有大量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出售。
